近年来，我国制造业产能大幅度超出国内需求的消化能力，企业间竞争加剧，物价长期低位运行，名义GDP的增长低于实际GDP的扩张。在各方对经济热度的体感偏弱的情况下，居民会倾向于推迟消费，而企业则会因为营收和利润低迷而削减投资，进一步抑制内需。7月以来推行的产能治理和反内卷措施旨在防止重复投资，削减过剩产能，遏制国内低价倾销，有助于打破物价下跌和需求减弱的负向循环。同时，在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情况下，有必要维持相对宽松的宏观政策缓解供给端措施的阵痛。更重要的是，在压降制造业过剩产能的同时，需要扩大服务业的有效产能，有退有进，降低经济下行风险，推动经济结构的转型。
2024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物价合理回升”作为2025年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之一，说明决策层越发警惕物价长期低位运行的风险。我国的PPI自2022年10月以来持续同比下降，而CPI同比涨幅最近一直徘徊在零左右。物价下行使得我国的名义GDP增长已连续九个季度低于实际GDP增长，间接导致近几年中美两国以美元名义值衡量的GDP差距拉大，尽管中国的实际GDP增速明显高于美国。
一般而言，持续的物价下跌表明市场供给总体大于需求。需求不足的原因包括居民收入下降、预防性储蓄需求上升、财富缩水、宏观政策收紧等因素。从供给的角度看，技术进步引起的要素生产率提高和过度投资造成的供给过剩都会对物价产生向下的压力。具体就中国而言，物价长期低迷的供给端原因包括：
传统的投资拉动型增长模式容易造成产能过度扩张。地方政府竞相吸引投资，以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和扩大就业。在部分新兴产业领域，例如新能源汽车和太阳能电池，民营企业大规模投资以期扩大市场份额。在目前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在全球占比已经达到三成的情况下，制造业投资继续保持强劲增长，会进一步增加中国的产能。行业整合和市场退出机制尚不完善。目前，财务难以为继或经营前景黯淡的公司，在地方政府保护下仍可继续运营，虽然可以暂时避免裁员，但会造成产品超供。过度竞争。世界银行编制的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市场集中度衡量指标）显示，1992年至2022年间，中国的市场集中度总体上大幅下降，目前低于日本、韩国和美国等主要贸易伙伴国。该指数表明，中国市场参与者众多，市场份额分散，竞争激烈并趋于加剧，企业定价权偏弱。今年7月的政治局会议要求治理企业无序竞争，推进重点行业产能治理。此后出台的政策措施显示，政府将会重点预防新的过剩产能，逐步压降已有的过剩产能，并遏制国内低价倾销的行为。
预防过度投资。7月的政治局会议要求规范地方政府招商引资行为。国家发改委曾经发文要求各地区不得突破国家规定的红线底线违规实施财政、税费、价格、土地、资源环境等方面的招商引资优惠政策。预计中央在必要的情况下会进行干预，防止地方政府进行重复和同质化的投资。压降过剩产能。可能采取的措施包括在光伏和玻璃制造业等行业引入自律机制，控制产量；制定更高的技术和环境标准，对水电燃气差异化定价，淘汰过时的高耗能产能；禁止地方政府向长期亏损且经营不可持续的公司提供财政支持；在特定行业引入产能配额置换/交易机制，将先进产能扩张与落后产能淘汰相结合；简化并购重组的审核流程，提升中介机构服务水平，激发并购重组市场活力。规范价格竞争。2025年7月国家发改委发布价格法修正草案。依据草案，为排挤竞争对手或者独占市场，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倾销，或者强制其他经营者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倾销，将受到惩罚。在监管机构指导下，近期多家外卖头部平台企业纷纷承诺将遏制无序竞争，包括不强迫商家参与补贴活动。短期内，调降产能的措施往往会引起制造业投资减速，宏观政策需要保持相对宽松，通过提振内需减轻供给侧改革对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影响。和2016-17年的供给侧改革不同，当前中国外部面临贸易战，内部房地产市场仍处于磨底阶段。建议宏观政策保持逆周期扩张，直至房地产市场企稳。积极的财政政策需要进一步加大民生支出，增加低收入阶层的社保福利，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同时引进劳动者收入稳定增长机制，改善收入预期，并积极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增加资本市场对投资者的回报，提振消费信心。
长远来看，我国服务业的发展潜能巨大。我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约为55%，大幅低于发达国家接近70%的水平。在通信、教育、医疗、养老、物业管理、金融理财、旅游、文化体育及娱乐等领域，需求旺盛而供给不足，有必要进一步开放市场增加服务产能。政策层面应进一步破除行业垄断，降低准入门槛，对民间企业放开，对外资企业开放，充分释放服务业供给和消费的潜力，形成对制造业去产能的结构性对冲，并支撑经济可持续增长。
（作者系渣打银行大中华及北亚首席经济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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